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极昼工作室
（ID：media-fox）
作者 - 吕煦宬
编辑 - 王之言
你是否意识到，镜头已经闯入了我们的生活，你可能随时随地“被迫入镜”？
走在商业街区，去公园闲逛，你可能被路人、博主随手拍进照片或视频，并被发到网上；去饭馆吃饭，在超市挑水果，上游泳馆、健身房，你也可能进入商家的直播镜头，成为引流直播间的背景，却对此毫不知情。
普通人的肖像和隐私，正被这种普遍而隐秘的“偷拍”侵扰着。
街道第三只眼睛
今年开始，闻萱发现自己好像活在“楚门的世界”，镜头闯入了她生活的各个角落。
超市的榴莲摊前架着手机直播，闻萱路过入镜，成了背景。和朋友在路边排队买炒酸奶，闻萱注意到老板脖子上挂着相机。她看过一张截图，摊主的镜头聚焦女性顾客的胸部，还剪成短视频发上网。闻萱不想让“自己也成为商品”，拉朋友离开。进一家饭馆，她先扫一眼有没有在直播，有就换一家。
景区里，镜头更是扎堆。在洛阳古城，很多人穿汉服，举着自拍杆拍照、录影，不顾身后的人群。闻萱和朋友打住谈笑，低头躲避，瞄到一条人少的小路，就加快步伐走过去。闻萱后来刷直播才知道，有人专门拍穿汉服的“小姐姐”，主播在镜头后，点评她们的长相。
五一假期里的一天，闻萱醒得早，点开一个泰山日出的直播。镜头在山顶绕了一圈，滑过每一个游客的脸。日出那一刻，弹出一个商品链接，不买就看不到日出。一位探店博主也提到，部分商单会要求拍到顾客排长队、店里坐满人的画面，以显示生意兴隆——让普通人被动入镜，已经成了直播引流的商业手段。
最让闻萱生气的事发生在6月初，她陪姐姐去影楼拍照。她在里面闲逛，路过挂着婚纱和礼服的衣架时，她的目光突然扫见，有一块亮着的手机屏幕立在蓬起的裙摆后。走近一看，手机正开着直播，前置摄像头对准了在休息区等待的顾客——闻萱一进影楼，就被工作人员引导到这里入座。
过去的三四个小时，闻萱坐在这里吃辣条、喝奶茶、刷手机，像在家里一样自在。前天晚上，她熬夜到凌晨三点，脸很肿，一想到自己这幅样子被放到“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地方”，她感到“恐怖”。
闻萱很注重隐私保护，在网上顶着“momo”的名字和默认头像冲浪。被人认出来之后，立刻注销了账号。后来，她连家里的小猫照片都不发。隐匿在“momo大军”里，闻萱活成了互联网隐形人，换来安全的真空。但在现实里，她却躲不开无处不在的镜头。
“（商家直播）创造了一个机会，（可能）让我被抨击、被指责，还是在为他牟利。”闻萱感到愤怒，到影楼前台理论，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，不想隐私被泄露。一位工作人员有些抱歉，安抚她，另一位则态度强硬，说没拍到闻萱，气什么。见对方没有要关掉直播的意思，闻萱只好换了个拍不到的位置。离开时，她在电梯里跟姐姐说起这件事，姐姐没有情绪，“直不直播都无所谓”。
那天晚上，闻萱发了一条帖子，说受够了无处不在的直播，吸引来400多条评论。大家在评论区细数公共场合充斥着镜头——健身房、医院、商场，邻居装的可视门铃，甚至连外卖小哥的脖子上都挂着运动相机。“每个人都像长了三只眼睛的怪物。”闻萱说。
网友们讨论如何抵制镜头。图源网络
类似的话题里，人们谈到隐私被直播泄露的困扰。一个上班族周末不想加班，借口说身体不舒服，结果被老板在一家饭馆的直播间里看到。另一个年轻人很介意肿瘤医院门前的各种直播——他不想让熟人知道自己生病了。
另一种声音表达着不理解，认为在公共场所理应对镜头有忍耐度，“又不是你家”。还有人说，不愿被拍是因为心虚，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。他们觉得这是小题大做。
前段时间，在天津生活的程心瑜发现健身房里的“第三只眼睛”。储物柜附近的直播镜头框住的范围，恰好是她平时爬坡的地方。
想到运动时狼狈的样子可能被播了出去，程心瑜很生气。但她下意识反思，是不是“事儿太多”了。健身房的直播时段正好是下班后客流高峰，她想过避开这个时段。接着，她反应过来，为什么要让步，“我有做错什么事情吗？”
律师王光主要代理艺人肖像权的侵权案件，他总结，拍摄者和入镜者之间的矛盾在于“公共场合下曝光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互搏”。普通人被动入镜，并给商家带来利益，人们介意的是知情权被剥夺。
程心瑜在健身房直播间留言，反对镜头朝着顾客，要播就对着自己。那个镜头象征性地挪动了机位，但还能看到顾客。
她换了家健身房。办卡前，她跟客服确认，不会对着顾客直播。但没多久，她就刷到这家教练的直播，明晃晃对着顾客，还评价谁的肌肉练得好。程心瑜向平台举报，称其侵犯肖像权，但直播仍在继续。
程心瑜很生气，把自己的账号简介改成了“抵制任何直播的商家”。
0.5秒的“恶意投诉”
随手用手机记录生活的瞬间，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一种本能。社交平台上，不少给陌生人拍下“人生照片”的帖子广泛流传，评论区里排队晒出自己的作品，互相称赞拍得好，氛围总是很温馨——和传统意义上的“偷拍”不同，“随手拍”后面的那双眼睛，也许是无意的，甚至是善意的。一个人的肖像，就这样被无意识地传播开来。
43岁的徐国汉从2020年开始玩抖音，学着别人记录生活。他拍下自己白天回收二手机器，晚上去KTV喝酒、唱歌的日常。后来，他开始更新骑摩托车到周边游玩的视频，账号定位是生活博主，“分享生活的酸甜苦辣，一同记录每一个美好瞬间”。那些瞬间，包括村子里热情跑来的小狗，早市的煎饼摊，也包括闯入他生活的陌生人。
有次，他独自骑摩托到景区山脚下，碰到一对来打卡的夫妻，妻子说两人还要一起骑摩托车旅行。徐国汉羡慕这对夫妻有共同兴趣，拍下了他们的背影，连同沿路的风景，一起放进记录这趟骑行的视频里。
粉丝一点点累积过万，视频点赞量几乎都能过百。去年，他做自媒体的收入有1.5万。今年还多了一些探店的商单，他打算慢慢过渡成全职博主。
投诉也随之而来。徐国汉爱钓鱼，有一天，他在河边看到一个女性在钓鱼，觉得“稀罕”，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了下来，放到视频里。后来，这条视频被本人刷到，投诉他侵犯肖像权。徐国汉对此倒也理解。
但有一次，在瀑布旁，周围很多人，他想拍一条狗，镜头带到了主人，露出了2秒，也被投诉下架了。徐国汉觉得没道理可讲。在他看来，在公众场合就有可能被拍到，“监控录像有打码吗？”
徐国汉总结被投诉的经历，摸索出规律，要少拍年轻女性，尤其不能有单独的镜头。拍老人、小孩风险低。有时跟朋友一同出行，他只拍自己。碰上和路人对话，镜头只对准对方的头部以下，绝对不拍单独的正脸。
但有的画面没法不拍，比如集市里人挤人、抢馒头的大场面，“所有的镜头都不要有人，你告诉我怎么创作？”徐国汉只能“赌一把”。镜头更快地从人群滑过，不在一个人身上停留。和商家合作探店视频更要谨慎，人脸得一个个打上马赛克。
去年5月，他又被投诉了。那次，他骑摩托车到水库玩，在山顶拍风景。来了十几个骑摩托车的人。有人认出徐国汉，招呼他喝饮料，还有人叫他用手机拍他们，等视频发出来，会点赞。剪辑时，徐国汉把这段用进去了。视频上架一天，就被投诉，理由是“没有经过允许随意拍摄上传”。
徐国汉检查了三遍，才找到被投诉的那一帧——镜头晃到一个摩友，0.5秒，身影模糊，“根本就没人看得到他”。整个视频时长10分钟，剪辑花了一天半。上架一天后，视频观看量十几万，上了同城热门，带来几百块收益。对徐国汉这样体量的博主来说，并不常见。
徐国汉怀疑对方眼红流量，恶意投诉。在他看来，平台的监管偏袒投诉人，“一投一个准”。视频下架后，就算剪辑掉被投诉的画面，也无法重新上传，会被判定为重复内容。
从法律上看，投诉者的诉求没有争议。2020年，《民法典》作出新规定，不再将“营利目的”作为认定侵犯肖像权的标准。任何未经肖像权人同意，制作、使用、公开其肖像的行为，原则上都构成侵权。肖像不再只具有“财产价值”而指向“人格尊严”。
陈光明是十多年的摄影爱好者。《民法典》出台后，他“心都凉了”，以为不能再扫街拍人像，还把胶片相机卖了。但慢慢地，他发现，网上还是能看到人像街拍。
重新拿着相机上街，陈光明发现，沉默的还是大多数。即便意识到被拍，很多人不会真的追究。偶尔碰到翻白眼，或直接拒绝的，陈光明才会移走镜头。
最早陈光明爱拍花，后来听摄影协会的人说，“人文才是摄影比较高级的形态”，他转而拍车展、仿古街。在他眼里，那里的模特、演员有表演性质，不算侵权。拍素人，陈光明是心虚的，觉得像个“小偷”，在偷别人的肖像来完成创作。
但镜头的泛滥给他“行了方便”。普通人很难躲开镜头，而这种被动的容忍，在陈光明眼里是社会氛围变“开放了”。不止一位摄影爱好者表示，提前获得许可会破坏氛围，人的动作也变得僵硬。摄影名家的作品给了他们底气，“那些决定性瞬间，就没有侵犯隐私吗？”
有一次，陈光明想测试新镜头，在商场里寻找机会。他看到一个中年人，长相普通，站在栏杆前，身后是一个巨大红色充气玩偶。阳光柔和地打下来，男人的脸一边明，一边暗。“像伦勃朗的油画”，陈光明冒着“可能被打”的风险，按下快门。男人看向陈光明，似乎发现了镜头，但没说什么。
陈光明很满意这张照片，发到了网上，不然“白拍了”。他没被投诉过，觉得照片会淹没在大数据的洪流里。陈光明相信不会带来麻烦——就算被流量选中，也就是一瞬间。
“像素”的反击
大学生杨海莉就被流量选中了。她是一名coser（动漫角色扮演者），今年端午假期，她和朋友去内蒙古黄花沟景区出片。这次妆造花了好几千，她还请了专业摄影师。当天内蒙刮大风，时间也赶，杨海莉和朋友拍完后赶车回了学校。
第二天下午，课上到一半，摄影师突然发来一张网络视频的截图。图上，杨海莉的朋友站在车尾整理衣服，包车司机和杨海莉的背影也出镜了。
杨海莉找到原视频，点赞已经3万了。从机位来看，拍摄者是开车路过，在驾驶位拍下她们。6秒的视频里，车离她们越来越近，杨海莉朋友的面容也越来越清晰。下方文案是，“黄花沟偶遇Saber，太稀罕了”。Saber是杨海莉朋友cos的角色。
那条视频没有音乐，环境音里，有一只狗在喘气。网友在评论区里玩梗，“主播你喘气声能不能小点声？”“看到个美女激动成这样，气都喘不匀了”。杨海莉很惊讶，想不通怎么能产生这样的联想。她反感这样的声音，觉得不舒服。
还有人攻击朋友的外貌，说她是“男娘”“博主的哈喇子白流了”。评论区里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，这是偷拍。
杨海莉想私信博主，但对方开了隐私设置。她在评论区留言，说刷到自己了，但偷拍是不是不太好。新评论不停出现，把她的态度淹了下去。
她又向平台投诉。除实名认证外，平台要求她提供视频里涉及侵权的截图，以及和本人照片的对比，证明“可识别性”。10多分钟，投诉流程就走完了。平台承诺24小时内处理，15天内限制相关内容的传播。
视频迟迟没下架，点赞量涨到11万。计划复习的教科书摆在眼前，杨海莉一个字也读不进去。她担心热度持续，“牵连到线下”。她不希望父母看到视频和评论区，怕他们担心。
晚上7点，拍摄者私信杨海莉，说Saber是他喜欢的角色，想记录生活才拍下来。他以为杨海莉想引流，说可以配合。杨海莉说，希望隐藏视频或互关可见，并强调这是偷拍。
对方的态度马上反转，不接受被定义成偷拍。他留下一长段文字，说杨海莉根本是在“酸”流量，把她拉黑了。
在现实中，杨海莉是个“i人”，总宅在家里。cos给了她“解放天性”的机会。她去年高考后入坑，第一次cos了小说《我在无限游戏里封神》里的“红桃”，是个“美强惨”的角色。她觉得cos是一种创作，妆造和拍照，她都加入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。她主动把这组照片发网上，意外得到了1500多个点赞，400多条评论区里，很多人夸她很美。
穿cos服出门，总是承受更多的目光和镜头。尤其是坐地铁，有人会评头论足。有时，杨海莉就在cos服外套上一件长款防晒衣。在环球影城，有外国人迎面走来，笑着示意要拍，杨海莉没拒绝过。她不想和人起冲突。
她觉得，这是作为“少数派”的代价，“如果全世界都是coser，你穿着普通衣服，你是不是也是另类？”
她母亲有时在街上也想拍coser，或穿洛丽塔的人，觉得新奇。杨海莉会拦下来，让她不要偷拍。杨海莉在上海看完音乐剧蹲SD（演出结束后演员和观众在剧场外互动），这种场面经常引来路人围观和直播，很多观众就会一起制止。
多数情况下，杨海莉觉得，被偷拍的影像只躺在别人的相册里，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实在的影响。黄花沟那次，是她第一次刷到自己，创作被“零成本窃取”，朋友还被陌生人议论，她很恼火。联系不上拍摄者的那个下午，她想过走法律途径，但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。因为涉及异地起诉，何况摸着网线，拿到对方真实信息也很费劲。
最后，那条视频被隐藏起来了。被留言问到为什么隐藏，拍摄者回复：“因为某人觉得我比他们火。”
在云南的执业律师李雅婷在社交平台上收到过不少相关咨询，但还没有代理过此类案件。这类诉讼的时间成本高，取证难。如果没有及时录屏、拿去公证，对方一旦删帖，证据的真实性会受损，诉讼可能会被驳回。
这还涉及到“找主体”的问题——要穿透网线，揪出真正的拍摄者，得先拿到法院的调查令，再向平台调证。李雅婷认为，最佳办法是直接要求拍摄者删除照片或视频。
前段时间，一位中年女性找到李雅婷，说自己被新开业的商家当作宣传素材剪进了视频。视频被推给“附近的人”，邻居、朋友、家人都来问。被问烦了，她去找商家沟通下架视频。商家态度强硬，没事为什么要来凑热闹？
她想起诉商家，再要一笔精神损失费。李雅婷劝她，这很难自证，要有鉴定报告，“把主观的感受转化为客观的材料”。她打消了起诉的念头，报警后，商家删掉了视频。
面对无处不在的镜头，大部分人是被动的，只能做“消极抵抗”。出门戴口罩，“热得要死也戴着”，不去直播的饭店吃饭，或假装抽烟——这可能会让直播间因违规而被关。
生活里，00后张帆对镜头很敏感。她不爱拍照，也不想戴口罩。如果发现自己出现在别人的镜头里，张帆会翻个白眼。在商场路过直播的手机，她上手捂住镜头。
4年前，她和男友、男友的妹妹在一家人工雪场里体验了滑雪课。几天后，商家联系上她，以为张帆打了差评。到大众点评上一看，张帆才发现，他们三人在雪坡上的照片被挂在了一条差评下，其他配图还有雪场的前台、休息区、储物间。
也许拍摄者只是想呈现雪场环境，但镜头没有避开人，发布也没有征求同意。张帆被迫成了拍摄者传达的信息的一部分。她感觉不被尊重，像被“压扁了，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一个像素”。
张帆母亲也是个恨不得“24小时”直播的人，走到哪里都要拍照，再分享到家庭群里。早晨起来，张帆穿睡衣吃早饭，会被母亲拍下来。要等她表示抗议，母亲才会笑一笑，把照片删掉。张帆觉得，母亲只是把“每一个鲜活的人当素材而已”。
第一次感受到被偷拍的“刺痛”，是在初中。有次，她穿着一条过膝长裙到学校，一个女同学从她身后拍下了她站着俯身，跟另一个同学说话的背影。还在张帆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发到了QQ空间。
那张照片上，张帆的身体占据了主要的画幅，那条竖条纹、带有垂坠感的裙子贴在她身上，把她平时想遮掩的身材勾勒出来。张帆感到不舒服，好像被谁盯着。之后，她让女同学把照片删了。
这一回，张帆也联系了雪场的拍摄者，要求删掉照片，对方拒绝了。后来也找过调解，但对方还是不同意书面道歉。最后，张帆选择起诉。
要先起诉大众点评，得到用户信息后才能起诉拍摄者本人。张帆男友的父母不理解为什么大费周章。后来，他们顾及到照片里还出现了未成年的妹妹，才觉得好像有必要这么做。
张帆和男友很重视这次诉讼。线上庭审那天，男友穿了西装，打印了一堆材料。他们想象，对方在线上的态度嚣张，会不会是个“黄毛”。
被告没出庭，声称外出旅游了，让自己丈夫代表。屏幕上，那边的房间昏暗，全程没露出正脸。张帆觉得，对方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搞明白为什么成了被告，也不愿道歉，“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情，浏览量不是特别高。”
张帆要求对方赔付证据公正的费用，1000多，对方不愿出，问给两三百行不行。
最后，张帆胜诉了，拿到了公证费1520块。但诉讼请求里提到的书面道歉、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都不了了之。
（为保护隐私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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